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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边境的战争真相:钓鱼台列屿的日、中、台主权纠纷


    2020-06-15


    书名:中国边境的战争真相(中国国境热戦の迹を歩く)作者:石井明译者:颜雪雪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6/10/05

    中国边境的战争真相:钓鱼台列屿的日、中、台主权纠纷

    第七章 汹涌的台日之海/钓鱼台列屿的日、中、台主权纠纷

    钓鱼台列屿问题是台湾问题(一)

    二○一三年,中日互换大使,从正式建交以来已过了四十年,但是中日间因为钓鱼台列屿问题而关係紧张,遇到建交以来最恶化的状况。为了知道在中日关係刚正常化的当时是如何处理钓鱼台列屿的问题,我请求公开四十年前,第一任驻中大使小川平四郎递交赴任文件给中国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时的记录,这段记录于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开。

    递交赴任文件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于广州市的迎宾馆举行。通常仪式是办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那时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碰巧人在广州,所以在广州举行。

    首先,大使传达天皇的讯息:「我对日中两国间过去发生不幸的战争感到遗憾,对于去年两国建交一事,打从心底感到欢喜,希望今后日中两国互相携手,为亚洲的和平作出贡献。」

    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则对钓鱼台列屿问题发表以下言论:「中日两国隔着海洋,所以没有国界的问题,不过有台湾问题,还有钓鱼台问题,但今后透过理智对话,应该可以解决。」这里说的「国界」,应该是指陆地国界。

    会面的最后,小川大使说:「今后日中两国仍有种种问题,其中也有难题,但正如您所说的,透过深入对话理解,我相信都能解决。」小川大使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要针对钓鱼台列屿问题进行谈话,但可以看得出来,双方都同意用对话方式解决包含钓鱼台列屿问题在内的种种中日问题。

    不过,为何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要把台湾与钓鱼台列屿并列陈述呢?大家都知道,在前一年,一九七二年九月,于北京举行的中日建交谈判中,针对钓鱼台列屿问题,周恩来对田中角荣说:「这次不想谈此事。」周恩来的想法是什幺呢?

    十月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美华侨国庆日参观团。根据保钓运动的成员孙正中的回忆,当时周恩来针对钓鱼台列屿问题发表了以下言论。

    由海外华侨发起的保钓运动是非常了不起的运动。钓鱼台问题在签署《旧金山和约》时有被提出来,但为何那时蒋介石没有说清楚呢?从历史、地理、法律上来看,钓鱼台列屿都是属于中国的。最近,日本的井上清教授也写了论文讨论这件事。这个运动有前途,大家要继续努力。田中首相曾问我钓鱼台的事情,但我说现在不想谈,这是因为决定权在蒋介石手上,我们这是在考验他。中国政府已经发表了立场,声明钓鱼台是属于中国的,希望海外同胞提供大量资讯,密切警觉,不要筹划国际联合开发的阴谋。钓鱼台、金门、马祖、澎湖、台湾都是我国的台澎地区。台湾问题没有解决,其他岛屿问题也无法解决,台澎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应该要一起解决。钓鱼台问题是台澎地区问题中的一个项目,所以在与日本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才会谈判。

    如果用网路搜寻,会看到孙正中在二○一三年时,仍在美国进行保钓运动,是元老级的保钓运动成员。所谓「国际联合开发的阴谋」,指的是日本、台湾、南韩一起联合开发海洋资源的意图。

    而这里的「声明」指的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外交部声明,这份声明除了主张钓鱼台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外,也宣称「中国人民一定会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一定会收复钓鱼台等台湾的附属岛屿!」。首先解放台湾,再来收复钓鱼台的方针,出现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外交部声明里,周恩来对田中角荣首相的发言、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对小川大使的发言也是贯彻这个方针。

    但在现实上并没有马上解放台湾的可能,所以双方若能先搁置这个问题,并在《中日联合声明》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对谈就好了。

    不被公开的真相

    不过在这次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并没有讨论钓鱼台列屿的问题──视苏联为敌人,讨论反霸权条款才是谈判的重点。

    但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发生多数的中国渔船出现在钓鱼台列屿海域,宣称此区为中国领海的事件。虽然在日本,针对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有保守势力及舆论压力反弹,但谈判仍是不得不进行。

    钓鱼台问题被提出来,则是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外相园田直与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会谈时。我在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要求公开这份会议记录中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在内的中日关係部分(会谈的记录会分别用电报方式从北京送到日本外务省),其他已经公开的记录有:副总理邓小平对首相福田表达感谢(公用电报第一六三二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关係(第一六三五号)、国际情势(第一六三六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六三一号)、访日邀请(第一六三七号)等。

    中国边境的战争真相:钓鱼台列屿的日、中、台主权纠纷

    我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收到通知说:「虽然我们寻找了您请求公开的相关行政文件,但因为没有符合的行政文件,所以不公开(不存在)。」

    我不能接受「不存在」的通知,所以在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提出异议,我的大意及理由如下,虽然有点长但我全部记录下来。

    异议申请人,在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年)时,曾经在外务省顾问室访问已故的前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询问他有关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一事。那时,佐藤大使以日本代表团长的身分,一边参考着记录条约谈判过程的报告书,一边和我说话。那份报告书的右上角,记有十几还是二十几的数字,我已经无法记得是十几还是二十几,但我想这份报告书可能有十册或二十册左右。佐藤大使也有提到园田直与邓小平的会谈,所以我想在那份报告书里,也有园田与邓小平会谈的记录。

    我作为异议申请人,虽然无法得知佐藤的报告书被收在哪个档案里,但确实有这份报告书,我希望政府能够找出来、解除档案机密并公开之。

    在此,我想讨论公开园田直与邓小平会谈中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的重要性。

    平成十八年(二○○六年)七月,前上海总领事杉本信行的遗着《大地的咆哮》出版了。在此书中,杉本总领事以事务官的身分,直击了园田.邓小平会谈,并记录如下:

    「会谈中,除了发表日中双方对两国关係与条约的基本观点,也谈到对霸权国的看法、对苏政策、中越关係的紧张,以及柬埔寨问题。随着时间过去,园田外相迟迟没有向邓小平提起那件最要紧的事。这时,外务审议官高岛很快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园田外相。从我的座位看不到纸条的内容,但那上面写的应该是请外相儘早表明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基本立场。⋯⋯像是被纸条催促似地,园田外相就提出了尖阁诸岛问题。园田先说明日本的基本立场,表示对先前发生的渔船入侵事件深感遗憾,不希望类似事件再度发生,邓小平随即承诺『那一类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的问题,邓小平则用『目前就保持现况,放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不要紧』来带过。」

    但中国的张香山,因为以前与邓小平接触过,对双方发言的内容记录如下,尤为详细地记录了邓小平的发言。

    「在现今的国际情势中,中国需要日本的援助,同时,日本应该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援助。中日两国间并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有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中国则称为钓鱼台的问题,也有大陆棚的问题。在日本有一些人利用这个问题来妨碍条约的签署,在我国也有妨碍条约签订的人,但我们之中也有留学美国、入了美籍的华侨或是台湾人想守护这座岛屿。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不要追究到底比较好,在《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下,放个几年也没有关係,无论过了多少年,就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也不会让两国无法友好地往来,也不会让条约无法执行。

    「先把钓鱼台(尖阁诸岛)问题放到一边,慢慢思考比较好吧。中日两国间的确存在着问题,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所处的立场也有差异,所以要对所有问题的意见都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两国间的共通点也很多,总之,重要的是两国间要『异中求同』。我们应该要找出更多的共通点,相互合作、相互帮忙,找寻相应的道路,条约的性质也是被定位在这个方向。如同园田先生所说的,这是新的起点。」

    针对邓小平所触及的钓鱼台(尖阁诸岛)问题,外相园田回应:「针对这个问题,身为日本的外相我不得不说句话。我想您应该已经知道日本面对尖阁诸岛的立场,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的『偶发事件』(指中国的渔船一度进入钓鱼台海域)。」而邓小平对园田的发言回应:「我也想说,把这类问题放到一旁,虽然在我们这个世代找不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一定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若能比较中日双方的记录,包含是谁先提出钓鱼台列屿问题、双方间实际上达成了什幺共识,知道这些的话,在讨论钓鱼台列屿问题上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希望能再一次公开佐藤的报告书。

    针对这份异议申请,我在二○一三年四月十一日,收到内阁府的情报公开.个人情报保护审查会的「理由说明书」,认为原来外务省「因为不存在所以不公开」的决定适当。

    说明书指出,关于园田.邓小平会谈记录,在二○○一年十月十日的公开情报○四七一二号中,决定公开名为「一九七八年八月,园田外相访中时的日中外相会谈,以及与副总理邓小平、党主席华国锋的会谈记录」的档案,其中档案之二只有「外务大臣园田.副主席兼副总理邓小平会谈记录(六件)」等六份电报档案,除了这些电报之外,没有其他同会议的记录。

    此外,异议申请人的主张,也因为下述理由被驳回。

    (一)异议申请人,以「曾经访问过前驻中国大使佐藤,记得佐藤有参考『记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的报告书』(申请人以佐藤报告书称呼之),要求公开该佐藤报告书」为由,请求取消不公开的决定。

    (二)但是,无法判断异议申请人所说的「佐藤报告书」是指哪份文件,况且,本案件最初请求公开的特定行政文件,就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园田外相访中时的日中外相会谈,以及与副总理邓小平、党主席华国锋的会谈记录」中有关钓鱼台列屿的部分,而非「佐藤报告书」。异议申请人是基于原来案件的公开请求结果(请求公开编号:二○一二―○○六○二)而提出异议申请,却在申请时要求公开与先前所求相异的文件,等于是在进行新的公开申请,所以该异议申请人的立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三)总之,有关本案的该文件(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在北京举行的外务大臣园田与副总理邓小平的会谈记录中有关钓鱼台列屿的部分),虽然我们已在部会内的相关单位中,透过档案名、立案时期寻找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文件,但由于没有该文件存在,故「因为不存在所以不公开」的原决定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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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相的回应──众议院里的质询记录

    在情报公开.个人情报保护审查会送出「理由说明书」之际,可以提出「意见书」,所以我在二○一三年五月六日送出以下的「意见书」。

    理由说明书说,关于园田.邓小平会谈的记录,除了六份电报以外没有其他会议记录。

    但在这个会谈中,只有钓鱼台列屿问题没有做成会议记录(其他主题却都有会议记录),依社会认知来看,是非常不自然的事情。

    根据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朝日新闻》报导,在园田.邓小平会谈的隔天,也就是八月十二日的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在坚持日本的全方位外交、满足领土等国家利益的判断下,决定全权委任园田外相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对园田下达命令。所谓「日本坚持全方位外交⋯⋯」,指的是关于反霸权条款的问题,中日达成共识;而「满足领土等国家利益⋯⋯」,我想指的就是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中日间达成了某种共识。

    双方应该是在钓鱼台列屿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才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园田.邓小平会谈中针对钓鱼台列屿问题的辩论有极重要的意义,「理由说明书」却说这样重要的内容(而且是只有这部分)「没有记录」,我难以接受,在此再度表明异议申请人的「意见」。

    这份「意见书」送出后已过了一年以上,却没收到任何情报公开.个人情报保护审查会的回音。

    其实,园田外相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回国后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出席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回应众议院议员渡边朗(民社党)针对园田.邓小平会谈的质询(以下的质询是从国会图书馆的检索系统中找出的)。

    ○渡边委员: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日本国民都很关心的,想再次询问您,那就是钓鱼台列屿问题。透过意见交换,中国政府承诺不会再发生像先前事件一样的纠纷,有人解释为这表示在领土问题上,他们已经了解了日本的立场。这里实际上双方的辩论内容是什幺呢?

    ●园田国务大臣:

    香港有一部分的报纸误解说,在条约(《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约定的所有问题都会和平解决,这与事实有所出入。就像我已经说过的,副总理邓小平言明不会再发生类似先前的事件,我并没有说过中国承认了日本的领土所有权。两国有各自的颜面,也因为两国都要面子,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日本当前正在进行实际支配,而中国只说不会再发生先前的事,若日本不满意,继续追问的话,恐怕会进入互相坚持主见的争论之中。现在并不是争论的时候,所以就算对方只是这样讲,我仍心怀感谢地回国了。

    如果看了园田外相的答辩,会知道邓小平确实地向外相承诺了像一九七八年四月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发生,而外相也满意地回国了。虽然很难从这份质询记录中揣摩园田外相内心的想法,但从「我并没有说过中国承认了日本的领土所有权」、「两国有各自的颜面」、「继续追问的话,恐怕会进入互相坚持主见的争论之中」等发言判断的话,可以知道两国都各自主张领土所有权,并有默契地避开「争论」,或者是说双方达成搁置「争论」的共识。

    关于钓鱼台列屿的领土所有权问题,众议院议员寺前巖(日本共产党)再度质问园田外相的看法。

    ○寺前委员:⋯⋯钓鱼台列屿的领土所有权并不明确。对于日本实际支配钓鱼台这件事情,中国是否有承认,或是有所理解?

    ●园田国务大臣:这我已经讲过了,到底如何就交由众人判断。

    ○寺前委员:结果到底是什幺呢?是承认日本实际支配钓鱼台,未来也会承认日本的所有权,还是就这样暧昧地搁置在一旁?到底是什幺呢?

    ●园田国务大臣:钓鱼台列屿就像各位已经知道的,它不会成为一个争论。日本主张钓鱼台是日本的,中国最近也说钓鱼台是自己的领土,针对这个问题,日本不会与中国对谈,所以也可以解释为,「未来是否要谈论此事」不是一个争论点。现状就是日本主张自己的立场,并强烈表达对之前事件的不满,而中国承诺不会再做之前的事,这就是事实。

    ○寺前委员:我仍不是很清楚,如果已经明白确认了日本实际支配钓鱼台,那幺接下来应该要在别的机会中好好地确认所有权的问题,不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国际协定吗?因为我有点担心,所以想询问看看。

    寺前委员认为,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日本需要让中国确实地承认日本的实际支配权,并且进一步承认日本的所有权,园田外相则表示:(一)中日双方都各自主张所有权,但不会起争论。(二)中国已经承诺不会再发生四月的事件。除了这两点以外,目前没有採取其他外交动作的打算。

    回到渡边朗委员的质询。渡边朗委员询问邓小平的承诺是否有记在议事录里。

    ○渡边委员:这些事情是否有作为外交档案记录下来,中日双方确实有所承诺,然后保有记录?关于这点是如何呢?

    ●园田国务大臣:因为是正式会谈,所以双方都记有议事录,在议事录里面有明确记载这些事情。

    园田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的正式场合中,明白表示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是记载在议事记录里的。日本外务省如果继续保持「没有」议事录的态度,不就是在说园田外相在国会「说谎」了吗?

    同样也有出席园田.邓小平会谈的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他的外交回忆录里说及园田为难的立场,并对会谈中的园田有以下描述。

    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钓鱼岛问题。日本外务省、首相官邸以及一些政治家不断对他施加压力,有的人甚至扬言说,不弄清该岛的归属就不缔约。园田直知道,中国绝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要谈领土归属争议,条约肯定签不成,但因为国内有指示,园田直又不能不提。于是他壮着胆子,换一种方式向邓小平提出,因为双方有不同主张,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像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邓小平说明,那次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渔民们一追起鱼来眼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邓小平告诉园田直:「我们的方针一如既往,就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好了,我们不会动手的。」就这样,园田直得到了满意的答覆,完成了他此行的所有任务。

    中国外交部长说中国搁置了钓鱼台列屿问题,方针是「不会动手」,园田外相也对邓小平的搁置言论感到满意。我认为,就像中国于一九九二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一样,中国如果有想要「变更现状」的意图,日本应该要以中日间有搁置的共识,以及「不会动手」的约定为由诘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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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鱼台列屿问题是台湾问题(二)

    中日外交正常化时,中国揭示对台湾的「解放」方针。所谓的「解放」就是军事行动的暗示,一九七八年,中国重新检讨台湾政策,为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书而访日的副总理邓小平,于十月二十五日与首相福田赳夫会谈,并说:「会考虑台湾的现实让台湾回到祖国。」这是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台湾」的用语。

    对台新政策出现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停止砲击受台湾支配的金门等地,同时提出了「三通四流」(「三通」为通邮、通航、通商,「四流」为学术、文化、体育、工艺交流)这份《告台湾同胞书》,诉诸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如果能儘早实现祖国同一,就能慰告「列祖列宗」,甚至用传说的帝王黄帝来要求台湾回归祖国。变更台湾政策的关键是中国把解决台湾问题视为长期的课题。

    隔年,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以「面临的情势与任务」为题发表,内容为提倡八○年代的三大任务:(一)在国际舞台上反对霸权主义,守护世界和平。(二)让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建设经济,也就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并且强调,三大任务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为了让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必须要比台湾优秀。

    「八○年代的三大任务」没有达成,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去世。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二○○一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二十一世纪的三大任务:(一)让现代化继续前进。(二)实现祖国统一。(三)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霸权主义」消失了,新增的是「共同发展」,指的是南(开发中国家)与北(已开发国家)共同朝发展的方向迈进。与「八○年代的三大任务」相同,现代化建设是核心,而解决台湾问题依然是长期的课题。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第十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个中国法律的第八项,规定了在什幺状况下可以对台湾动用武力: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并没有要破坏现在良好的中、台关係,对台湾与其附属岛屿动用军事武力。中国认为钓鱼台列屿属于台湾的(台湾也一样),不会单方面对钓鱼台列屿动用军事武力。从理论上来看,中国收复属于台湾一部分的钓鱼台列屿的时机,应该是在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但在可见的未来里,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事(中国对部分台湾行使主权)。我想台湾的存在制约了中国处理钓鱼台列屿的反应,并预防了关键性的「破局」。

    只是,从《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类推,需要思考的是中国会在什幺情况下行使武力。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外国」对钓鱼台列屿实行军事占领的状况,可能就会被解释为「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我想这是中国的「警戒线」。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判断跨过了「警戒线」,中国就不得不考虑行使第八项第二款,迫使中国领导人下困难的决断:

    依照前款规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覆水难收,已经无法回到一九七三年国家代理主席董必武的发言、一九七八年的园田.邓小平会谈了。我想日本面对钓鱼台列屿问题,需要仔细看清楚中国的「警戒线」再进行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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